“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什么是“权力任性”？无视规章制度，无视组织程序，用权任性、随意拿捏、肆意妄为。

　　对照十八大以来的落马高官，行权任性的方式花样繁多：有的当官做老爷，违反民主集中制，搞“家长制”、“一言堂”，独断专行；有的拍脑袋决策，一意孤行；有的任人唯亲，拉山头、结“小圈子”，培植个人势力；有些甚至把主政领域当作“独立王国”“私人领地”等等。这些人把本应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田”当作了个人的“一亩三分地”，一手遮天、胡作非为，最终身陷囹圄，令人不齿。其中，下面这三个人的案例堪称典型。

　　季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原市长。2013年10月，季建业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1月被开除党籍；2015年4月，山东烟台中院公开宣判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受贿一案，季建业被判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一审决定不上诉。

　　据《环球人物》杂志介绍，2009年8月26日，季建业来南京任副市长、代理市长职务。他一边高调宣称“进了中山门，就是南京人”，一边迅速启动“三中路改造”，南京这座古城不断被“开膛破肚”。有南京市民称全城“秋叶与灰土齐飞，苍天共黄土一色。”4年间，不时激发民怨沸腾，并不断有人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刚一上任，季建业强硬的作风就在南京出了名。知情的人偷偷表示，季建业与时任市委书记开会时，时常用“这个事情我来讲……”直接打断时任市委书记的讲话。对此，很多人私下议论季建业是“市长干了书记的活”。

　　比其强硬的工作作风更让老百姓熟知的，是季建业的另一个名字——“季挖挖”。季建业在扬州任职的8年间，全市大规模翻新“修旧”，“季挖挖”因此得名。

　　2010年1月，季建业正式当选为南京市市长，“季挖挖”从扬州挖到了南京。如果说“季挖挖”在离开扬州时还是个褒贬不一的中性词，到了南京，它就彻底沦为一个贬义词。

　　“斥资183亿，从2010年初至2014年底，5年时间在200多平方公里区域内全面施工，5年内敷设500公里污水干管，完善3000个居民小区及单位近2000公里排污支管。”这就是南京2010年公布的“雨污分流”计划。季建业被公众认为是“雨污分流”工程的主要推动者。

　　“通过‘雨污分流’工程，南京主要水体水质断面指标要达到地表水Ⅳ类以上。”季建业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这样承诺。然而有媒体记者在南京城区走访时发现，市中心的中华路因为“雨污分流”工程全线开花，马路成了停车场。出租车司机感慨说：“南京城内基本上没有哪条路没被挖过。”

　　2011年，南京曾因修建地铁大肆砍伐梧桐树引来市，网民随之发起“拯救南京梧桐树”活动，声明参加者迅速过万。一位颇有名望的南京大学教授甚至公开提议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启动特别程序，弹劾季建业。当时网上骂声一片，对季建业施政提出质疑。有官员私下说，自从季建业任市长以来，所做的系列政绩工程“无一不是败笔”。

　　如今南京城3条主干道中两条都出了问题：城西干道炸了仅使用12年的高架挖隧道，原先20分钟的车程现在需要近一个小时；双向8车道从来不堵车的江东路被开了膛，挖地下人行道，只剩下原先的人行道供小车勉强通过。“灰头土脸，主城没有一条好走的路。”出租车司机连连感慨。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可能会被引入利益的泥潭；在利益的驱动下，更加剧了权力的任性。在这种利益与权力交织又相互助推的背景下，就在所难免，腐败就愈发严重。比如，工程建设方面的腐败在季建业受贿案中占了很大比例，在季建业从苏州、到昆山、再到扬州，最后到南京任职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所体现，“季挖挖”的头衔绝非浪得虚名。

　　面对自己留下的一串串问题，不知季建业是否还记得，当年刚到南京赴任时他说：“南京，古称建邺，我季建业就是被南京人民拎着耳朵，耳提面命来建设新南京大业的。”

　　虞海燕，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中央第三巡视组对甘肃开展巡视“回头看”，巡视结束后第五天，虞海燕被中央纪委带走审查。2018年4月，重庆检察机关依法对甘肃省委原常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虞海燕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酒钢号”是一趟从酒泉钢铁公司(下称酒钢公司)开往兰州的列车，这个词在虞海燕担任兰州市委书记期间另有含义。

　　据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介绍，虞海燕把大量酒钢公司的亲信调到兰州市核心部门、核心岗位任职。跟随虞海燕从酒钢走进兰州，就等于坐上了提拔的高速列车，人们因此戏称他们搭上了“酒钢号”。

　　担任虞海燕秘书多年的兰州市委原副秘书长金晋哲在节目中表示，这些亲信经过虞海燕长时间检验，“指哪打哪”，虞海燕给他们升官，他们去为虞海燕谋取利益。

　　节目披露，除了“酒钢号”，时任兰州市委书记的虞海燕还整合设立了一个名曰“市委市政府督查室”的部门，先后选调了141名1970年以后出生的副县级后备干部进入督查室“锻炼”，打造自己的“小舰队”。虞海燕让亲信金晋哲主管督查室，经常通过“培训”向这些青年干部灌输效忠观念，培植个人势力。

　　据《半月谈》报道，金晋哲常以虞的代言人自居，对其分管的督查室干部大搞所谓“忠诚教育”。“大家能到这儿来，都是书记亲自关心的，明天能提拔也是书记要认可的。”金晋哲如此“培训”，并表示提拔重用年轻人的标准首先就是要听话，“这也是虞海燕多次反复强调的。”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期间，在全党学习党章和习系列重要讲话的时候，金晋哲却要求督查室80后年轻干部学习虞海燕和他自己的讲话，做忠诚于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与他们保持一致的干部。

　　每个80后干部都被要求反复学习虞海燕和金晋哲的讲话，而且必须写心得体会和思想汇报。金晋哲对这些书面材料逐一审查，并要求那些思想认识不深、表态不到位的反复学、反复写。同时，金晋哲还将这些材料公开编印成《80后干部学习金秘书长讲话精神心得体会》和《为了谁，怎么做，忠诚担当思想汇报》的小册子。

　　在这些小册子中，每个年轻干部都不同程度对虞海燕、金晋哲二人表示“感恩”和“效忠”。金晋哲则按每个人对其二人的忠诚度，予以不同程度的推荐提拔重用。

　　与此同时，虞海燕和金晋哲打着“培训”的幌子，要求每年集中50个处级、50个科级干部，进行为期一年的免职脱岗培训，借此腾出岗位。在较短时间内，他们就将76人推荐提拔至重要岗位。干部提拔原本要求1年以上的基层工作经历，到了督查室则只需3个月，如同跻身“快车道”。一时间，在督查室工作成为兰州市一批干部的追求目标。

　　虞海燕把督查室变成只对他个人效忠的机构，然后再利用这个机构向他认为不听话的人施加压力。金晋哲供述，“他的一个比较亲近的老板想在哪一个区干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他交待下去，但是这个区可能落实不力。他记住这个事儿，这个人不太听这个话。然后就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去对他们进行督查。除了督查部门还有审计部门，当时的审计局长也是他调过来的，他也会用审计的这个方式”。

　　此外，《巡视利剑》节目介绍，兰州市委市政府定点接待场所金城山庄的3号楼，长期被虞海燕占用。虞海燕授意对3号楼进行了豪华装修改造，作为他和一些关系紧密的下属和老板们吃喝聚会的秘密据点。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这里的私密性，虞海燕严密设防。他利用比较熟悉的公安干部队伍里搞技侦的专业技术人员，拿着技侦设施到里边去检测，包括他的家里安排技侦队伍去检测，有没有人对他进行监听。

　　后来觉得苗头不对，虞海燕安排自己在各部门的亲信，想方设法打探中央巡视回头看动向，同时着手转移家中的贵重物品，联系和自己有利益往来的多名老板，商量对策，统一口径。

　　他把家里跟相关老板的合影都剪碎了之后往马桶里冲，冲的时候把马桶都给堵了。他的妻子交代，在巡视期间，他家的桌子上摆了有一排手机，一个老板一个专号。和老板们商定口径后，虞海燕又把这些手机用醋浸泡后扔进黄河。用醋浸泡，是因为他想醋能腐蚀得快一点。那一段时间虞海燕经常到黄河边散步，他扔到黄河里的除了手机，还有砸碎的名贵手表等不少物品。

　　武长顺，曾任政协天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天津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2014年7月20日，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成为十八大以后天津首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2017年5月27日，武长顺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单位行贿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被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公开资料显示，武长顺16岁就进入天津公安系统工作，曾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期间兼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和公安交管局局长达11年。

　　据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介绍，2014年3月，中央第五巡视组在天津巡视期间，收到群众来信来电来访1万多件次，其中大量内容涉及武长顺。武长顺在民间被称为武爷，从这个称呼里不难读出人们对他的看法。

　　“公安局长变成爷了嘛，这个跟人民对立了。名声是不好听的。”视频中，落马的武长顺这样说道。

　　虽然有许多关于武长顺的问题举报，但几乎都是匿名的。由于他公安局长的身份，人们在举报时难免顾虑非常大。时任中央第五巡视组正局级巡视专员、联络员任爱军说，都是一些匿名的信，哪个教练场是他家亲戚办的，哪个检测场是他家的，哪个信号灯、广告牌也是他家做的。尤其是在一些举报电话里面就说，查不查武长顺就是看你们是不是真的反腐败，这也是对你们中央巡视组的一个检验。

　　巡视组关注着武长顺，武长顺其实更在关注着巡视组。他已经和亲信们提前统一口径，商量怎么样应对巡视组。

　　天津市交管局原党委副书记、副政委陈和平说：“巡视组到天津去的时候，他给捋了一遍，怎么来怎么去捋了一遍，我说那叫统一口径，人家实际上巡视组也没问这事。”

　　这些准备并没有派上用场，巡视组在和武长顺接近的人打交道时，并不去直接触碰敏感问题，以免打草惊蛇。不过，巡视规定和所有中管干部都要进行谈话，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和武长顺本人必然有一次正面过招。

　　任爱军说，原则就是不惊动、可控制。比如说问他，因为省部级领导干部谈话之后都有要问一下，你个人廉洁自律怎么样，他说没问题的。申报什么的都是按照实际申报的吗？是按照实际申报的。他女儿有香港的身份，他就没有申报。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些想法不愿意说，那不愿意说就不愿意说，你不说，将来会有时间让你说。

　　武长顺没有按照实际申报的东西，自然远不止这一项。他多年来私下经营多家公司，从一开始就精心布局，这一些企业无一在他本人或家属名下，全部由朋友、同学、亲信代持。

　　涉案商人杜秀敏文说：“我充当了一个他的挡箭牌。他们公司在哪，公司的办公室都有哪些人办公我都不清楚。”

　　涉案商人闫荣生说：“这个企业从投资、从收益、从管理，从各方面都得听那个武长顺的，我们只不过就是以我们名义代持一下。”

　　作为公安局长，武长顺有着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他多年来不断成立、注销各种公司，频繁变换股权，试图让公司背景变得难以追查。不少代持人甚至对自己名下公司的情况一无所知，能得到武长顺信任帮助他打理的核心团队不到十人，由亲属和亲信组成，每周武长顺会召集他们到家中，听取汇报、做出指示。武长顺还给他们配备了和自己联系的专用手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销毁换号。“我用的时候我给打出去，打完我就关掉了。一般就是两三个月，两三个月换一轮。”武长顺表示。

　　武长顺并非在经营上有特殊才能，而是靠权力获得资源。这一些企业的重要业务就是承接交管设施项目，这都是武长顺的职权范围。他还授意下属利用公权力为他清除竞争对象，把一些项目交给他控制的公司垄断经营。

　　时任天津市交管局设施处处长的庞文升说：“限我两年期间，全部清走，49家。我召开了处长办公会。我顶着风浪，硬着头皮，一年半清理了，就是(武长顺的)正直公司独家干啊。”

　　武长顺的所作所为，严重损害公众利益。他控制的公司承接公安交管部门项目，价格高于市场价，保障公司获得高收益，其实就是用公共财政给私人企业输血。武长顺占有股份的联华停车场有限公司垄断了停车场经营权，既无人竞争，也无人监督，结果管理随意、层层转包，乱划线、乱收费，引发市民强烈不满。

　　在天津，在这样一个快板书：有个大公司，名字叫联华，要说这买卖，能耐实在大，天津大小路，全都能拿下，只要一停车，您就交钱吧，六块至八块，多少全凭他……

　　2013年，一段讽刺这些乱象的快板书《说联华》在网上流传开来，作者是天津市河北区人大常委李子健。他并不知道联华的背景，无意中戳到了武长顺的痛处，为自己惹来了烦。武长顺看到后大动肝火，李子健被要求写下道歉信还不算完，还被几次请进公安局接受“批评教育”。

　　天津市河北区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子健说：“写完这个道歉信以后，又找我了。就说叫批评教育吧，提前也有人嘱咐我了，什么也别说，只承认是自己错了，念及你是人大常委，提出批评，就不拘留了，知道吗。给我了一个叫治安警告处分。”

　　警权，不止一次因武长顺的私利而被滥用。当自家公司和其它公司起了民事纠纷，武长顺动用边控、技侦、冻结资产、查封账户等刑事案件手段，给对手施加压力。巡视期间，有一名知情人联络巡视组，希望当面反映问题，但是他提出，不敢在天津地界和巡视组见面。

　　任爱军说：“到，到我的办公室去。他的戒心、恐惧感是可想而知的。他带着两部手机当时，全都卸下来，把手机电池全都抠下来了，我说你啥意思？他说我害怕。我说你怕什么？他说我怕对我下黑手。”

　　巡视组很清楚，这次面对的是一个掌握特殊手段的对手。一边要坚决把线索找出来，一边必须严防对方察觉，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暗战。巡视组巡视期间需要每晚开会总结情况、梳理问题，讨论下一步工作方向，在天津，这一切都在非常态下进行。

　　任爱军说：“我们格外地小心，尤其是会议室、宿舍，我们专门用仪器设施进行了扫描，进行了扫描，看有没有安一些，开会的时候要把收音机打开，即使你安了，它会干扰，不让他听清我们在谈论啥东西，我们都不在手机上说有关工作上的问题，或者发有关工作上的信息的。我们去研究一些工作，去散步，到河边。”

　　看似平静无波的表面下，巡视组对武长顺问题的深入了解在有序进行。当巡视组结束巡视离开天津时，许多举报的问题已被坐实，并成功地做到了没有惊动武长顺。每次巡视结束后，各巡视组会把问题线索移交给纪检机关，逐一登记存档，同时会提出处置建议。2014年6月，当巡视组向中央纪委移交武长顺相关线索的同时，明确建议把他列为重点对象。

　　2014年7月9日，中央巡视组向天津市委反馈巡视意见。坐在台下的武长顺以为这次巡视已经顺利过关。7月19日，武长顺的女婿出境办事，触发边控被拘，他本人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匆忙从饭局赶回家中，召集手下作最后的挣扎。

　　武长顺说：“报表什么这些材料凡是跟家里面没关系的那些东西，全部给它用粉碎机粉掉了，东西都要拉走。就是拉走一汽车，还没有都拉全。然后呢我又开了一个会，我跟高管讲，中央要查我。这样的话，你们反正也知道，(就说)股权也是你们的。”

　　权力有边界。主政一方的官员，应切实用好党和人民赋予其的权力，当好人民的公仆。但当权力不受约束时，就表现出蛮横和任性的一面，必然导致难以理解的事情发生。细数这些贪官的行径，无一不是或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或跨越权力的边界，染指并不属于自身个人职权范围的决策，最后导致官怒人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没有办法挽回的损失。

　　有网评指出，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搞特权不得人心，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必须切除特权现象这个毒瘤。

　　党的十九大报告说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这一宣示振聋发聩。十九大后，习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又多次讲到“反对特权”的问题，彰显党中央反特权的坚定决心。治疗“特权病”刻不容缓，广大党员干部应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切实铲除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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